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更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遵循。
在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已经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因地制宜”？
从宏观层面看，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既体现为城乡区域发展水平尚有明显差距，又体现为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能力潜力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因自然地理和社会条件不同，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如东北地区具有良好的重工业基础，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发达的轻工制造业。如果将观察的层面细化到具体省市乃至乡镇，就会发现，各地的资源禀赋大不相同，在产业发展上也各具特点。
就发展实际而言，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仍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就业稳定和财政收入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将其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是要基于现实基础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最终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与有效转换。如东北地区可依托原有重工业基础推动装备制造业升级，东部沿海地区则可发挥轻工制造业优势拓展高端品牌与定制化生产。
当前，一些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还存在盲目行为。有的地方未能正确认识“立”与“破”的辩证关系，一味求新求异求快，将大量人力、土地和财政资源投入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中，却未充分考虑到自身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结果新的产业长期停留在概念和宣传展示层面，不仅产业发展与实际严重脱节，而且压缩了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些都说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么，如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把握好因地制宜这一科学方法呢？
一是全面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等同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不意味着传统产业经过转型升级就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应跳出“新产业依赖症”，摒弃片面的“抄作业”思维，需聚焦地方优势资源，做好“老树发新芽”的文章。既要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又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稳基础的前提下前瞻性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二是重视用好“穷办法”和“土办法”。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穷办法”“土办法”在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今天仍具有意义和价值。所谓“穷办法”，就是在特定发展阶段和资源条件下，采取符合本地实情、实效明显的产业发展路径。所谓“土办法”，主要是充分挖掘地方各种资源条件，在尊重地方性知识、文化传统和产业基础的条件下，寻找适应当地的办法。要认识到“穷办法”“土办法”里也有“真知识”，也能长出“富产业”，必须力戒形式主义，把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产业发展质量。
三是强化产业链协同与新旧产业联动。立足本地已有优势产业，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产业链各个环节实现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一方面，优化产业布局与形成协同机制。制定科学的产业协同发展规划，明确特色主导产业，推动资源向重点领域集中，避免产业过度分散。针对多样化的传统产业，可通过产业关联分析筛选具备协同潜力的行业，推动形成配套联动。同时，以产业园区为载体打造产业集群，促进企业集聚和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增强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链主企业开放技术接口与数据平台，引领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针对产业链条较短的问题，可开展强链补链工程，通过精准招商吸引配套企业，弥补关键环节缺失。
四是自觉将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协调。中央提供方向性指引和制度保障。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实践路径，也可以通过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经验。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符合复杂经济系统的演化规律。因地制宜不是分散化，而是精细化统筹的一种高级形态，强调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基于地方比较优势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正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也是新质生产力能够真正扎根成长的关键。
还要看到，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伴随着就业结构变化、劳动力技能需求升级等现象。例如，传统工业基地需兼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超大型城市要考虑新兴场景对新就业群体的影响，等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各地将本地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政策的评估当中，同步设计社会政策，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需更加重视通过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聆听社会声音、汲取群众智慧、做好社会动员，从发展视角努力补齐现存民生短板，在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
（作者吕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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